近日，上海科技大学报告厅，一场题为“人工智能：经济系统重构与人类对齐”的主题论坛正在举行。这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的一场重要学术活动。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刚刚结束在日内瓦的联合国AI治理会议，他的演讲从全球治理的宏观视角切入，强调AI发展需要以人为中心，技术上人创造、安全上人驾驭、治理上为人服务。向外建规则，向内惠及每个人，最终服务于人类共同福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前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则从哲学维度出发，追问AI时代“人之所是”的尊严问题。

一位回答“AI如何落地”，一位追问“人类如何自处”。两者看似路径迥异，却汇入同一条河流：AI浪潮下，人类如何保持主体性？

AI需要服务于人类共同福祉

“我们对人工智能的基本立场，就是把它当作一种先进生产力。”龚克在论坛上开宗明义。

他从达特茅斯会议讲起。70年前，一群29岁到39岁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背景多元：数学、计算机、电子学、信息论、神经网络、心理学、经济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从诞生第一天起就不是单一学科的分支，而是多学科交叉的产物。这群人用50年的“长期主义”坚守，才有了今天的AI繁荣。

但技术突破的关键不仅是算法。2012年辛顿团队用AlexNet将图像识别错误率从25%骤降至15%，此后几年机器识别准确率突破人类水平。龚克指出，AI是“算法+数据+算力”的多要素集成系统。2020年GPT-3出现，当模型参数达到接近人脑突触的规模时，“涌现”能力显现——从四选一正确率25%（靠蒙）跃升至70%以上。这是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回顾70年AI发展史，龚克强调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结论：这70年不是AI的“自我进化史”，而是人类的创新史。关键在“人”——技术发展再快，最重要的战略仍然是培养最优秀的人才。

回到当下的产业现实，龚克认为AI正处于从信息智能向物理智能发展的重要阶段。过去有“知”的AI可以回答问题、查询资料、草拟文稿；而今“知行合一”的AI正在从屏幕走入生产线、走入人们的生活。

但他同时警告，AI也可能带来比“说错话”更为危险的“做错事”：“AI越强大，越要求人们要善于驾驭，这就成为对人类能力的挑战，这是当下AI发展最大的挑战。

在产业落地层面，龚克提出需要从生产力升级与生产关系革新两个维度同步发力。生产力层面，要推动AI技术持续迭代优化，补齐技术与真实产业场景适配性不足的短板；生产关系层面，企业需要主动创新变革，为AI规模化落地创造制度与生产条件保障。针对“AI泡沫”的担忧，他回应称，AI技术本身不存在泡沫，但行业及部分经营主体存在泡沫化倾向——“仅靠担忧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关键要推动AI向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发展。”

在全球治理层面，龚克系统阐述了中国的主张。2023年中国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凝聚了国际共识，核心是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AI治理体系。

理由有三：联合国是唯一能召集193个成员国的全球性多边平台；旗下拥有国际电联、劳工组织等众多专业机构；已成立独立的全球高级别人工智能科学顾问机构。

他强调，AI治理的根本目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服务人类可持续发展。1950年代以来全球气温急剧偏离历史基线，模型证明这完全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地球正在“发烧”。在这个框架下，AI发展明确四个核心方向：有益、安全、包容、绿色，而将这四个支柱串联起来的纽带是“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最终目标是抓住AI机遇，促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彰显人类尊严的特殊时刻

如果说龚克回答的是“AI怎么用”，童世骏追问的是“我是谁”。

童世骏在演讲中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造就超越人类的另一类文明；人工智能的运用，很可能导致人类社会大量岗位被废弃。因此，人工智能时代成了人类尊严受到挑战的特殊时刻。

“尊严”与群体紧密相关。在中国语境中，“尊严”基本都和国家、民族连在一起。群体尊严的两个核心含义是“不受欺负”和“感到自豪”。童世骏认为，在AI领域我们仍要重视群体尊严，但重点应从“避免落后挨打”转向“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但个体尊严同样重要。童世骏引用帕斯卡尔的名言——严复译为“吾诚弱草，妙能通灵”——来说明人的高贵不在于体力或速度，而在于“能思”。马的奔跑远超人类，鱼的潜水远超人类，鸟的飞翔人类只能梦中模仿，但人能造出高铁、潜艇和飞机。在AI时代，人类又造出了远超自然人类计算能力的机器。

问题在于：当机器能代替思考，人如何保持“人之所是”？

童世骏区分了三个概念：人之所作（Doing）、人之所有（Having）、人之所是（Being） 。惊叹AI让人无所不能，是Doing；说AI让人无所不有，是Having。但最需关心的是，人类会不会失去Being——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

他称，“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决定，是自己做出的，还是完全由机器替你做出的，性质截然不同。”即便AI智能体与人形成“虚拟的主体间性”，但人类永远不能放弃自己作为主体的地位，永远不能放弃第一人称立场。

童世骏引用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区分：生物进化是“宇宙过程”，社会进化是“伦理过程”。如果人类社会像园艺师那样用特定标准筛选个体，把弱者“拔掉”，恰恰会毁灭社会赖以成立的道德基础。社会进步的核心是“伦理过程”，是同情心和良心，而非“适者生存”。

这提醒我们：在AI时代，要避免过一种“不思而获、不虑而获”的消极生活。

从这个角度出发，人类的尊严恰恰在这样的时刻表现得尤为显著：完全可以做错事而不受惩罚，但却拒绝去做明知是错的事情。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正确的选择才是人作为主体基于理由本身做出的选择，是基于内在价值做出的自由选择。

同样，面对AI，人完全可以“不思而得”，但人依然需要让自己的大脑坚守岗位，让AI只做助手，最多做代理，但绝不让它做主宰。

童世骏用萨特的话作结：Having、Doing和Being是人类实存的基本范畴。AI时代，我们看重AI的工具价值，但更要看重人的内在价值。“我思故我在”可引申为“我思故我贵”——我思考，所以我尊贵。

龚克和童世骏，一个回答“AI如何落地”，一个追问“人类如何自处”，最终汇入同一条河流。

龚克用联合国的框架给出制度方案——让AI发展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打通产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童世骏用哲学思辨给出个体答案——在完全可以“不思而得”的时代依然选择思考。

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更需审慎的是：我们是谁，我们要成为谁。向外，建立规则让AI服务于人类共同福祉；向内，坚守思考让人类不丢失人之为人的尊严。这或许正是“时代之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