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因为欧洲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出现了统治真空，让基督教趁机上位了，而中国早早成熟的礼仪制度完全没有给神权钻空子的机会。
其实哪怕在欧洲，神权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取了至高无上地位的，基督教最早是一个被君权打压的宗教。
公元一世纪初，基督教在罗马行省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社群中出现，耶稣被罗马总督彼拉多下令钉了十字架。罗马皇帝崇尚多神教，基督徒拒绝参拜皇帝，拒绝参加国家祭祀，被视为叛国，罗马皇帝多次焚毁教堂经书并大规模处决基督徒。
罗马处决基督教徒
但是基督教越压越强，在底层民众间广泛传播。到300年，基督徒约占帝国人口10%，城市比例更高，教会组织已然成型。
312年，君士坦丁大帝在米尔维安桥战役获胜，传说见十字架异象，转而支持基督教。313年，君士坦丁一世（西罗马皇帝）与李锡尼（东罗马皇帝）发布《米兰敕令》，基督教合法。325年君士坦丁一世召开尼西亚大公会议，确定了基督教作为普世教会的基要信理。
380年，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颁布《萨洛尼卡敕令》，定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391—392年，再颁敕令，关闭异教神庙、禁止异教祭祀，基督教成为唯一合法宗教，异教被全面打压。
（顺便说一句，基督教一上台，立刻开始对其它教派、甚至是科学的全面迫害，大规模拆毁其它神庙，焚毁图书馆及典籍，声称“基督教徒不许沾染希腊学术这个脏东西”。415年3月基督教主教西瑞尔指使暴徒袭击女数学家、天文学家希帕蒂娅，把她掷入火中活活烧死。）
4-5世纪，基督教利用自己唯一合法宗教的身份，全面铺开。皇室成员、贵族、官员大量入教，逐渐建立起“教皇—大主教—主教—神父”的完整体系，遍布城乡，化身为帝国的“第二行政系统”。教会拥有土地、财富、地位，以教堂为中心，辐射出居住区，成了周围居民的活动汇集地，各地主教和教士们融入当地的生活，在漫长的生活中锻炼了管理能力，建立起个人威望，成为当地的宗教首领。
但是，即使基督教成为了国教，不再直接对抗皇权，它依然得承认皇帝的世俗统治权，所以日常礼仪中臣民仍需对皇帝行法定跪拜礼。教会正式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首领等教会高层就任时，也需要向皇帝行跪拜礼表示服从世俗皇权。
须知教皇的全称是：罗马主教，基督之代表，众门徒之主之后继者，最高祭司，西方宗主教，意大利首席主教，罗马省大主教及都主教，梵蒂冈城国元首及上帝之众仆人之仆人。
而罗马帝国首位皇帝屋大维的头衔全称是：元首、奥古斯都、终身保民官、大元帅、最高统帅及最高祭司。
最高祭司原是古罗马共和国至帝国时期由皇帝担任的多神教首领头衔，传统上认为382年西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废除异教祭祀、将“最高祭司”职权移交罗马教会第37任主教达马苏一世。
基督教成为普世信仰的法理是罗马皇帝赋予的，最高祭司的头衔是罗马皇帝转让的，它的整个立身之本都建立在罗马皇帝的权力之下。因此在罗马帝国时期，君权高于神权，基督教首领必须跪拜皇帝以示臣服，这一礼仪延续到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
476年西罗马灭亡，帝国政治体系彻底崩盘，管理机制烟飞云灭，行政、军队、税收、法律全废，西欧彻底沦为权力的真空区，分裂成一堆蛮族割据地。统一的世俗治理力量不复存在，此时便是欧洲政治格局与宗神权力演变的转折点，基督教神权压倒君权在四个方面逐一实现：
一，帝国崩溃了，但是基督教会反而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在众多地区取代了帝国的角色。
教会没有军队但有遍布欧洲的搭建完善的基层组织，主教代管行政、司法、救灾、粮食、孤儿寡妇救济，等于“无国家时的地方政府”，是乱世唯一跨区域、跨族群的稳定力量。它取代了国家的角色，主教们成为当地实际的首领，作为西欧新的权力核心，为中世纪“神权—王权并立”埋下伏笔 。
二，新的君主已经不具备打压教会的能力，反而需要教会的扶持
各地诸侯征战互相讨伐，慢慢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区域。早期是法兰克王国，国王意识到，其统治根基完全依赖武力征服，天生缺乏正统性与合法性，面对外部群雄环伺的竞争压力、内部人口迁徙带来的政权动荡，获取地方教会的支持成为稳固统治的必然途径。
法兰克王克洛维的妻子已经是基督教徒，对他影响甚大，率领全家入了教。
7世纪末，墨洛温王权衰微，宫相丕平助教皇击败伦巴第人，献意大利中部土地建教皇国，换取教皇支持夺位，开启政教同盟。
查理曼则在教皇利奥三世遭罗马贵族囚禁时，率兵进军罗马助他复位。作为回报，公元800年，利奥三世在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曼加冕，授与“罗马人的皇帝”称号。
公元800年，教皇为查理大帝加冕
从此确立了“欧洲皇帝需经教皇加冕方可获得合法性认可”的历史惯例，教会赋予国王“君权神授”，为分裂动荡的日耳曼诸王国，提供了维系统治、整合社会的全方位支撑，成为君权不可或缺的统治臂膀。国王由主教加冕、涂油，成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世俗统治拥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属性。
三，对内维护秩序与法律，强化王权权威。
日耳曼部落林立、语言繁杂、习俗各异，天生具备分裂倾向，而基督教以统一的信仰、道德准则、历法节日为纽带，推行标准化的婚姻、继承与伦理规范，同时以拉丁文作为教会文书与行政通用文字，将分散的部落凝聚为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有效强化了国家认同与内部统治稳定。教会推行上帝和平、上帝休战（禁止私战、保护平民）教会法影响世俗法律，强调秩序、服从、契约。镇压异端、反对盗匪、私斗，有利于中央集权，抑制地方贵族割据，帮助君权树立最高权威。
同时，中世纪早期贵族们普遍文盲，教士阶层是欧洲唯一的知识群体，成为君权治理国家的核心人才来源。国王高度依赖教士担任文书、史官、法官、财政官、外交使节等关键职务，负责起草法律、管理档案、开展外交谈判，若无教会的智力与行政支撑，早期日耳曼王国根本无法实现有效治理。
四，对外成为欧洲认同与扩张旗帜。
战略层面，基督教成为欧洲身份认同的核心标志，清晰划分出“基督徒”与“异教徒、蛮族”的边界。君权借助宗教旗号，对抗穆斯林、维京人、斯拉夫人等外部势力，开展征服与同化行动（如推动日耳曼族群全面基督教化），既提升了王国的国际地位，也进一步增强了国家凝聚力与对外扩张的内在动力。
总之，罗马帝国崩溃，等于世俗管理体制灭亡；基督教却带着帝国的管理与文化活了下来，填补权力真空，又给蛮族王权“神授合法性”，最终成了欧洲的共同上层建筑。基督教是君权的合作者、合法化工具、行政支柱、统一纽带，极大推动了欧洲王国的形成与巩固。
十世纪，教皇约翰十二世受罗马贵族与伦巴第人威胁，请德意志萨克森国王奥托一世南下平叛。962年，约翰十二世为奥托加冕，授予“罗马皇帝”称号，奥托以古罗马继承者身份强化德意志王权，建立神圣罗马帝国。
962年教皇约翰十二世为奥托加冕
但典礼一完约翰十二世立刻就后悔了，他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君权压在神权之上，所以暗中勾结叛乱分子意图推翻奥托一世。结果，后者在加冕为帝的11天后废黜教皇约翰十二世并另立利奥八世，首次确立帝国对教宗职位的控制，并与教皇签订《奥托特权协定》，要求“没有皇帝的许可，教皇不得擅自登上圣彼得的宗座”。
十一世纪左右，欧洲各国逐渐成形，国王们开始加强君权排斥神权了。神权君权斗争愈烈。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改革，主张神权高于君权，争夺主教叙任权，不再只是辅助，而是要控制、压制君权。
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爆发主教职权之争。亨利四世拒绝服从教皇命令并宣布废黜教皇，而格列高利七世随即发布敕令，对亨利四世施以绝罚，宣布废黜其帝位、解除臣民对他的效忠誓约，引发国内贵族反叛。1077年亨利四世不得不冒着严寒前往卡诺莎城堡赤脚忏悔三天，才获得教皇赦免，这就是著名的“卡诺莎之辱”，君权尊严扫地，神权达顶峰。
而英格兰国王约翰与教皇英诺森三世争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权，拒绝教皇任命的主教并没收教会财产，最终被教皇施以绝罚，教皇还对英格兰下达了全国范围的禁教令，1213年约翰屈服妥协。
冷战时期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积极支持波兰国内的反政府反对派力量，直接深度介入波兰的内部政治事务，对当时波兰共产党政权的统治构成了直接挑战。
可是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法兰西国王腓力一世以及马丁•路德均因各种原因受到绝罚，开除其教籍。但他们都凭借自己的实力，对绝罚嗤之以鼻，最后让教皇也无可奈何。
另外还有十四世纪法国国王把罗马教廷迁至阿维尼翁、连续七任教皇受控制的“阿维农之囚”事件。大革命时期拿破仑强迫教皇前往巴黎为自己加冕，他从教皇手中直接夺过皇冠自己戴上。
神权君权的争斗一直沿袭到近代，教皇们都在频繁干预各国内政，包括王位承继、发动战争、谋划联姻、操纵社会舆论走向等等，并且不断派遣和指令各地的传教士，竭力搜集所在国的各种情报，传回梵蒂冈，为教皇了解形势提供信息，梵蒂冈才是历时最久、收藏最丰的信息中心。